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随时有可能分洪”的消息传来，还是让“退捕上岸”的渔民袁文斌感到有些猝不及防。

  他是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人，十几岁起，便跟着爷爷漂在湖里打鱼为生。靠水吃水，世世代代惠泽于鄱阳湖的丰饶，也承受洪水喜怒无常之苦。凭经验估摸，如果2020年的村头圩堤不保，湖水倾泻而出，至少淹到村子楼房的二楼。他们连夜送走了老母亲、小孙子，并且把冰箱、电视、电动车抬到三楼堆放。

  整个滨湖垦区的居民如临大敌。

  2020年7月19日，下午2时起，愁云密布、狂风大作，笔直的一条堤坝横亘在波涛尽头。沿堤公路实行交通管制，一名乡镇干部风尘仆仆，刚刚巡逻归来，“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他满身疲倦，与同伴坐在简易帐篷里。

  这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鄱阳湖水位逼近极限，存放炸药的爆破井盖已经揭开，待到万不得已，便会炸开康山乡大堤，分洪泄流。毗邻湖川大泽，年年提防水患，但是像今年这种级别的大水，已是多年未见。

  截至7月21日，据江西省水利厅通报，在长江干流、鄱阳湖区及其它堤防超警长度2199公里，当日上报险情76处，比前一日增24处，不过险情基本稳定。防汛抗洪斗争进入相持胶着阶段。

  在江西，一众江河注入鄱阳湖，再汇进长江东流而去，不过，今年南方连降大雨，长江干流倒灌入湖，鄱阳水位抬升，致使支流河水淤滞，流经湖区东南鄱阳县的西河漫决，瞬间淹没西岸村镇。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像长江流域的一只巨肾，夏天涨水、冬天放水，吞吐吸纳间蓄洪削峰，护佑中下游平原周全。自古以来，陆民逐水而居的天性，使得生产生活的边界，始终在洪水边缘游走，留给自然调度的空间十分有限。这成为千百年来鄱阳湖水患频发的根由。

  近些年来，国家下大力气治理水患。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数据显示，1998—2002年，中央水利基建投入1786亿元，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其中，鄱阳湖平退圩垸1461个。

  但是，治水之策遭遇短期经济利益的羁绊，大灾之后的平和年景，权宜之计成为首选，治理政策在退耕还湖与保堤护坝之间拉锯反复。久而久之，生活在这里的黎民养成与水共生的生活模式。

 “上来下顶”的洪水成因

  进入汛期，江西省水文局水情处处长冻芳芳就没怎么睡过囫囵觉。江西北部持续大到暴雨，鄱阳湖水系河流水位急速上涨，而且长江上游来水汹涌，鄱阳湖水位急速上涨。7月2日20时，江西省水文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随着降雨强度增大，干支流大中型水库纷纷告急。冻芳芳带着同事在会议室打起地铺，没日没夜盯着曲线图分析、研判。她不仅负责把关团队的预报结果，还要作为新闻发言人之一，在防汛抗旱新闻发布会上出镜发布。同时，肩上扛着昌江、修河、潦河的水情预报任务。

  “压力可想而知。”所谓的水文分析、预报，是根据暴雨中心移动、降雨区间、干支流洪水叠加时间、地形地貌等等因素，推测江河湖泊水位、流量的变化。冻芳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鄱阳湖上做预报尤其困难，它需要囊括进来的变量庞杂冗繁，数据库过于庞大。因为，鄱阳湖水系实在是太复杂了。

  自古以来，鄱阳湖就是一头不被人类驯化的野兽。它变化多端，冬天一条线，夏天一大片，寻常年景里，四季水位能够错出十多米的落差。“像会呼吸一样，涨缩自如。”在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看来，直至如今，鄱阳湖很多变化规律，仍然不被科研人员所完全掌握。

  戴年华研究鄱阳湖三十余年，他说，鄱阳湖洪水受长江干流与江西五河流量双重影响，地理条件十分特殊。江西省内河流众多，四五月份便进入汛期，雨水汇入五条大河，流进鄱阳湖。当江西省内汛期推迟或者延长，碰上长江流域降雨加大，两者叠加，对鄱阳湖构成“上来下顶”之势：湖水随五河入湖迅速上涨，受长江托顶而难以消退。

  冻芳芳对洪水成因的解释与之大同小异，她进一步补充说明，湖口水文站1950—2019年共70年资料当中，共有53年发生长江倒灌鄱阳湖现象，占比76%。长江倒灌入湖总水量为1462亿立方米，平均每年为27.6亿立方米。

  如此这般，高水位持续时间过长，使得圩堤内外形成水位落差，无法杜绝的管涌、泡泉极其容易引发溃决。综观新中国以来，鄱阳湖水系历次大洪水演变，成因概莫能外。

  而且，正是无处不在的圩堤，压制鄱阳湖自然伸缩时的膨胀上限。它是世代逐水而居的产物，等到冬天水退，临水居民向前推进，筑起堤坝，明天夏季涨水，水域只能抵达此处，堤后垦出农田。筑堤围垦自古有之，连绵不断。

  20世纪，围湖造田行为又发展出一波高潮。据国家减灾委员数据透露，1950年代—1990年代，约围垦1300平方千米，致使鄱阳湖容积减少80亿立方米，调节能力下降20%，成为鄱阳湖水面被抬高的主要因素。人工力量叠加，给本就复杂的鄱阳湖水系再添危险系数。

  2020年雨量又较往年更甚，冻芳芳介绍，1月—7月10日8时，江西全省平均降雨量1334毫米，比多年均值偏多两成，7月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214毫米，是多年同期均值的4倍，列1950年以来第一；赣江、饶河、修河、信江、鄱阳湖接连集中发生编号洪水，且80%以上的站点洪峰发生在一周内，历史罕见。

  7月10日举行的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冻芳芳宣布，结合当前五河及长江雨水情，预计鄱阳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艰难实施的退耕还湖

  康山大堤上，巡堤的村民在竹床上搭起蚊帐。鄱阳湖水患的治本之策，在于扩大水域面积，还给它原本的自然伸缩形态。上世纪末，国家便提出“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32字政策方针。

  早在2001年，江西省这项工作便已取得成效。3年来共安排移民建镇补助资金22亿余元，新扩建58个集镇、219个中心村、1100多个基层村，全省滨湖地区移民达六十多万人。

  七十多岁的常秋莲（化名）原来住在鄱阳县潼滩村，她家的两层楼房建在圩堤里。后来洪水冲垮了低矮的圩堤，在“单退圩”的政策下，该村腾出这块土地，搬迁到4公里以外的新址。

  几个村合并搬迁，因为名字里都有一个“潼”字，新址命名为三潼镇。原来村子周边圩堤全部推平，这样一来洪水压顶，就可以直接漫到田地里，蓄纳洪水，减轻其它圩堤的压力。

  潼滩村普普通通，没有隔壁徐家村繁华，后者有一条商业街。“听说，原来是徐家村要搬，但那边村干部不愿意，于是就轮到我们潼滩村。”常秋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20年发大水，没有搬迁的徐家村又被淹了。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曾多次前往鄱阳湖区实地调研，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方案与移民建镇政策相关联，分为“单退”“双退”两种，单退是指村民搬迁，圩内土地低水种养、高水还湖蓄洪，双退是既退人又退田，不再复垦。

  但是后来这项政策实施比较艰难。“因为中国人多，并且不是年年发大水，老百姓在平常年份又回去种地，后来很多双退圩又改成单退圩。”程晓陶说。

  程晓陶把考察报告集结成书，他在这本2004年出版的《洪水管理新理念：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研究》当中总结，退田还湖与移民建镇未能紧密结合，圩内居民主要采用“就地高靠”的迁移方式，耕地没有作相应调整，圩区人口虽然搬走，但土地依然在耕种，不仅圩区难以还湖，还加大了圩内农田耕作的风险，加重农民生产负担。

  此外，新移民建镇点难以达到适宜高程，地面高程明显低于鄱阳湖100年一遇洪水位的水面高度；移民建镇中的建房补助，缺乏考虑农户受灾程度的差异和灾后恢复能力的差别。而且，双退圩堤对血吸虫防治工作考虑不足。

  常秋莲说，政府补贴拿到手1.3万元，买地基、建房子等远远不够，搬迁之后，他们离田地太远，不方便。后来，田地归村里统一管理和承包。

  她这一代人外出打工还不普遍，常秋莲和丈夫做一些小工，帮别人盖房子、搅拌混凝土。儿女出去打工赚钱，又翻建加盖一层楼房，前前后后，新房共耗资几十万元。无论移民村还是保留村，新房建起来之后，对脚下土地的依赖更重了。

  程晓陶说，理论上讲，退耕还湖的政策还在，只是二十余年间没有再发生过特大洪水，治理鄱阳湖的思路逐步从“被动防御”演变为“主动进洪（指泄洪、分洪）”。他解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大灾之后图大治”的思路，很难摆脱一个怪圈：大水过境造成损失，痛定思痛增加投入，风险一度降低，此后若干年无大灾大涝，水患意识减弱，洪水再次来袭。

  “上滞、中挡、下堵”

  实际上，江西省一直在着力治水。在2017年印发的《江西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到，全省基本构建了以堤防为主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鄱阳湖、五河和中小河流的防洪治理工程均在实施。而在2016年洪灾之后，江西省即颁布防汛能力提升工程3年计划，投入104亿元。

  上述《洪水管理新理念》书中记载，鄱阳湖区的圩堤大多数是在1950年代以前漫长的岁月围成，20世纪50—90年代约围垦1300平方公里，占总围垦面积的31%。不过，保护农田面积过万公顷的大中型圩堤，大多数是在1950年代以后联并或新围而成。

  鄱阳湖区圩堤高程多在22.5—24m之间，防洪能力约10—20年一遇，尽管近几十年来不断加高加固，但随着雨水的不断冲刷和水位的抬升，防洪能力却无明显的提高，部分圩堤的防洪标准甚至随着洪水位的升高而明显下降。

  “年年保堤，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担心水。”鄱阳县油墩街镇长丰村村民余时发在村子里流转土地承包180余亩稻田，今年全数浸泡进三四米深的水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7月8日决口之际，他参与到固坝保堤的队伍当中。

  当时，西河水已经漫过堤坝半米高，底下还有管涌汩汩往外冒水。村民们正在筑堤时，忽然接到通知，下游一处泡泉酿成溃堤，抢险已经没有意义，赶快回家收拾东西。余时发说，堤坝修修补补，每年多少都会出现险情，因为一直没有彻底根除隐患，每隔一二十年，洪水就会决口而出，把大片村庄淹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姜鲁光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国大江大河的干流防洪标准很高，中央财政长期都有投入，一般不会出问题。但是，一些比较小的圩堤，建筑标准普遍比较低。

  “枯水一条线，洪水一大片。”姜鲁光说，鄱阳湖水势尤为特殊，水位落差非常大，也不是时时刻刻都会受洪水威胁。很多圩堤可以抵御小型洪水，但是遇到持续性高水位，浸泡时间特别长，就容易出现险情。

  程晓陶介绍，自1980年代以来，鄱阳湖区的防洪策略，可以概括为“上滞、中挡、下堵”。“上滞”是指利用上游入湖五河上的水库，尽可能滞留洪峰。这一指导思想基本正确，以柘林水库为例，通过滞留修河洪峰，使修河入湖洪峰与鄱阳湖洪峰错开，对降低鄱阳湖洪峰水位、减轻湖区防洪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挡”在历史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仍然暴露了不少问题。要使所有的大、中、小型圩堤都挡得住大洪水的袭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中、小型圩堤的修建，不仅没有起到保护人口与农田的作用，还抬高了洪水位，加重了整个湖区的防洪压力。

  至于“下堵”方案，即在下游兴修水利枢纽则一直没有实施。

  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朋德在提案中表示，长江中游有待继续加大力度“退耕还湖”，长江中游湖泊萎缩明显，围湖造田是重要因素。原来退耕还湖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然存在规模不足、流域整体性考虑不足等问题。他认为，退耕还湖重点部署在湖南、湖北的江汉湖群与洞庭湖周边开展，统筹安排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

  与水共生的乡村智慧

  长期与洪水打交道，鄱阳湖区的居民养成与洪水共生的智慧。

  多年前，程晓陶奔赴鄱阳湖灾区做灾后重建的实地调研，所见所闻与自己来之前的悲惨想象相去甚远。他在一家音像制品店看到，墙上留下两米高的水印，想必损失惨重。孰料，老板告诉程晓陶说，洪水来之前，他已做好准备，店里的货物全部搬到二楼避险，一楼门窗用不锈钢、铝合金加固，经久耐泡。

  音像店老板买来一艘船，进进出出几十天以舟代步。“最大的损失，就是两个月没有营业。”程晓陶回忆，洪水退去后，老板花了几百元钱，把一楼墙壁重新涂刷之后，就此开启新生活，“鄱阳湖经常性发大水。当地百姓习以为常”。

  早年间，湖区时兴一种黑色的平房，外边一层砖块，夹层包着竹子，这种介于临时性建筑与固定房产之间的设计，即便被大水冲垮，损失并不严重，重建的难度也并不特别大。后来，出远门打工的群体越来越多，村民攒钱修建多层楼房，很多房子设计成为水泥柱子托顶，一楼架空作为地下室的样式。

  大水一来，把一楼淹掉没所谓。”世代居住在湖边，居民们的命运时时刻刻与鄱阳湖休戚相关。余干县渔民袁文斌说，前几年国家推行“禁渔退捕”政策，他结束渔民生活上岸，带孙子的闲暇时间，参与业余保护江豚的行动，后来被环保基金会赞助，每个月能拿到两三千元补贴。

  他说，2017年，当地政府想在他们那里的大湖外围，开垦一万亩耕地。这遭到全体村民的反对。大湖原本属于鄱阳湖的一部分，因为垦田修堤，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内湖，只剩闸口与鄱阳主湖相连，如若再度垦殖，水域面积会进一步缩小，自然生态也将遭受极大损害。

  新的垦殖计划最终搁浅。“鄱阳湖是母亲湖，它好我们才会好。”袁文斌说，环保、防洪概念在老百姓当中深入人心。

  程晓陶分析，鄱阳湖地区洪涝灾害的特性是，洪水在圩内蓄积时间较长，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1980年代以前，农村房屋绝大多数用土砖垒成，一经洪水浸泡，便造成房屋倒塌，家庭财产损失中房屋占比最大，由于当时农村家庭经济收入较低，其他财产损失总额不大。

  在湖区，老百姓购买保险的意愿强烈，大多会给农作物上保险。程晓陶认为，在鄱阳湖边生活的老百姓，骨子里适应这种随洪水涨落的生活模式，有了应对洪水的生存哲学。不过，即便洪涝灾害对基本生存条件影响不大，但是，头顶高悬一盆湖水，脱贫致富速度以及生活质量提升，总归受到影响。

来源：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